与传记相比，阅读日记，更有一种赤裸的“偷窥感”。也因为太接近写作者当时当刻的心绪起伏，所以难免会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同频共振。
这种体验在阅读《思考就是我的抵抗——伍尔夫日记选》时，尤为明显。特别是当英国卷入二战，炸弹时刻在周围引爆，食品紧缺，生死未卜……种种致命的焦虑感，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时常因为写作而引发的自我怀疑交织在一起，导致阅读者很难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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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秋日，战争
但第一视角的伍尔夫日记，仍然用最平实的语调和未经修饰的情感，为我们描摹了她亲历的时代与微小时刻。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是她在心情非常低落的一天当中写下的：“我想，我们人生的一大成就，就在于生命的珍宝都是深藏不露的。换句话说，它们隐藏在如此平凡的事物之中，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它们（1925年6月14日）。”所以，对伍尔夫来说，坐公共汽车去里士满，坐在草地上抽烟，从信箱里取信，给小狗梳毛，冻一块冰，拆一封信……这些极微小的事件，如果你喜欢，那它们当中就充满着幸福。
这样一种人生观构成了伍尔夫写作的基调与起点，由小及大，由外而内，从生活的细小支点，衍生至更宏观和广阔的视界。这种思考和写作方式，非常容易拉动读者与她一起前行。斯蒂芬·斯彭德评价她的写作：“弗吉尼亚同样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因为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尽管时常集中在细小的物体上，如树枝上的光线、一堵粉墙上的痕迹，但最终还是停留在茫茫水域、疯狂行为、战争和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上。”
这种超常的链接与联想模式，极为密集地在二战期间伍尔夫的日记当中体现：“我们刚刚灌装好蜂蜜。今天晴朗无风，天气和暖。入侵很可能发生。河床上水位很高。河水微微泛蓝，略显浑浊。一派秋日的宁静——十二架从战场上归来的战机排着整齐的队形掠过头顶（1940年9月21日）。”这篇日记仅仅三行文字，全是短句，蜂蜜，晴朗的天气，微蓝泛黄的河水，宁静的秋日，与“入侵”“十二架战机”交杂在一起，电影镜头般的画面，瞬间拉你到那个令人战栗的硝烟时刻。
如果这三行文字是小说故事中的时空描写，那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简洁而精彩的写作手法。但如果是一天当中寥寥数笔的真实记录，所透露的就可能是一颗灵魂在颤抖的声音。
怀疑，绝望，正当
这种灵魂的颤抖，更频繁地发生在伍尔夫与写作相关的记录当中。《岁月》一书写作完成时，她频频陷入自我疑问：“我还能’写作’吗？这是一个问题（1936年10月30日）。”在接下来的11月3日，她开始审校样：“读到第一部分的末尾，我陷入绝望——坚硬却确凿的绝望。昨天，我强迫自己一直读到‘当代’一章。一达到这个目标，我就告诉自己这本书实在是烂透了。”11月4日，尽管她的丈夫作为第一读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很大的认同，但她仍然觉得“如果想出版这本书，那我必须立刻坐下修改。可是我哪里做得到？我感觉每两句话就有一个糟糕的句子。”11月10日，她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曾像我对《岁月》这样，为一本书耗费如此多的心力。出版之后，我不会再多看它一眼。这个过程有如一次漫长的分娩。”
作为一个长期承受着精神疾病折磨的写作者，伍尔夫不仅在写作过程中会不断地陷入自我怀疑，也会在几乎每一部作品完成之后经历一次严重的疾病暴发。她最后的沉河自杀，也是因为预感到又一次大暴发即将来临，而迟迟未消散的战争乌云和对陷入希特勒统治魔掌的恐惧，也加剧了这一决心。
“哎，希特勒毁坏了我们所有的书本、书桌、地毯和挂画——哎，我们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我用笔拖长调子抱怨，再小小地打了个盹儿。这一年即将过去，我饱受困扰，心绪消沉。”1940年12月16日，在伦敦的公寓被炸之后，伍尔夫在乡村里面临着配给受限、没有糖没有黄油也没有新衣的冬天，充满焦虑。
但即便是这样，12月29日临近新年的夜晚，她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她说：“我突然想到，现在我之所以对那么多事物有如此独特的好恶，是因为我日益远离了社会等级，远离了父权体系。德斯蒙德对《东库克》（T.S.艾略特作）的盛赞让我嫉妒。我走上沼泽，告诉自己我就是我；我必须走自己的路，而非拾人牙慧。唯有如此，我的写作与生活才堪称正当。”
遗憾，幸运，勇气
三个月之后，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彼时，距离德国对英国实施狂轰滥炸的“海狮计划”以失败告终只差几个月，离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国战败和之后的意大利投降还差两年上下的时间。本来以她对时局和战况的密切关注，只要能撑到德国入侵英国失败，就可能重燃信心。可惜至暗时刻的绝望，令她没能坚持到最后的转折点。但无论如何，伍尔夫仍是幸运的，她在世时，才华和作品就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认可，并且以一种清醒和决绝的态度拒绝了伦敦图书馆邀请她作为女性委员的提议，因为委员会对女性的不尊重：“我看见自己的手剧烈地颤抖。我站在那儿，怒火中烧（也十分疲惫）。我仿佛看见整份名单都被划去。我想象摩根怎样提到我的名字，他们怎么告诉他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女人是不可理喻的（1935年4月9日）。”
与她相比，只早生了两年多的阿尔玛·马勒在创作上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作为一个极具才华的女性作曲者，婚礼前，丈夫马勒写给阿尔玛一封长信，要求她从此安心做自己的妻子，放弃作曲。在信上，马勒说：“你必须放弃一切，无条件地献身于我……除了我的爱情，你不该再要求别的什么。” 在《激情精神——阿尔玛·马勒的一生》中，阿尔玛的大量日记，展现了另外一个天才女性在创作欲与情欲之间挣扎的痛苦。虽然阿尔玛一生中不断有机会和天才结合，并以“缪斯女神”的身份激发他们完成了作品、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但作为一个创作者本身，她却未能最终完成自己的梦想。
从这一点意义上而言，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先锋，实不为过。她之所以成为先锋，是因为她真的以巨大的勇气和努力，摆脱了父权社会的重重压制，也抛弃了社交场和名利场的各种虚荣与诱惑，以颤抖的灵魂，以笔为刀，向苍穹伸出了她的思考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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